父亲关于抗日战争中的后方医院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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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南进支队后方医院

作者陈致明前辈

前面的话：

这是我的老父亲1995年7月写的，我在这两年才看到。整理编辑后，我认为有必要发上来，因为里边提到了好几位父亲的老战友，有名有姓有事迹。如父亲写道一位老红军、21团团长邢天仁的老前辈，被俘后先押在济南，后来又被日本鬼子押到日本国内，在一个煤矿里挖煤干苦役，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在日本投降时组织领导了被俘人员的暴动，后被日本警察镇压。此人是死是活至今下落不明。（网友2503387留言 ：邢天仁应为邢方银 曾任八路军三纵南进支队21团参谋长、团长。1942年，反“大扫荡”战斗中被俘，押至本溪煤矿做苦工。1945年组织矿工武装，后任3纵21旅62团副团长。1947年5月6日，病逝。现葬长白县烈士陵园。）

父亲那时二十三、四岁，有文化，聪明有作为。虽然是后勤卫生干部，但是注重学习善于实践。已经体现了军事政治的水平。所以后来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都有意调父亲改行做军事工作，因为卫生干部太少了，张国华军长只好作罢了。（编辑者陈原捷是陈致明前辈之子）

抗日战争中的南进支队后方医院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写的回忆

陈致明

1995年7月

一九三八年我国的敌后抗战进入了高潮。7月，我的家乡来了共产党八路军。从此我就走出家门参了军。我参加的这支部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一支队，是冀中地区的人民子弟兵，是一支正规军。后来又转战到了冀鲁豫边区，改名为南进支队，归冀鲁豫军区指挥，是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一九四0年以后，敌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冀鲁豫地区的斗争环境也突然变得残酷起来。边区三十多个县城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县与县之间的公路全修通了，公路两旁并挖了封锁沟。交通线上修了据点、碉堡。根据地被封锁分割，群众被鬼子实行“三光”。

军事上我军从原来的主动变为被动。由于斗争环境不断恶化，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的非战斗减员日渐增多，不利于部队行军作战。因此部队首长决定成立支队后方医院。

南进支队后方医院于一九四0年底正式成立。支队任命陈致明为院长，尹痴生为政治委员。后方医院开始成立时期有三个休养所及院部四个部分组成。当时后方医院的人员除原有休养所的同志外，还从各个团及支队调来一些，院部又从痊愈的轻伤病员中挑了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同志组成了一个警卫排，一个侦察班，一个通讯班。

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非常必要的。支队首长对后方医院的建立非常重视，支队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也都很支持。后方医院的成立，当时对全军指战员影响很大，他们听说有了后方医院就不再怕负伤无处安身了，可以更大胆的战斗，勇敢地杀敌了。这也是一件很具体的、很有实际意义的一桩政治思想工作。

后方医院的任务，当时支队领导要求的并不算高。一是全体休养员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即伤员要能及时换药，病员要能有医生看病及能吃上药。二是保证伤病员的安全，并能有吃的住的地方。有吃有住保证安全这是医院最重要的任务。今天说起来，可能使人发笑。但那时是战争环境。

敌（日军）伪、顽（国民党顽固派）、匪（土匪）、会道门（地主武装）都可能随时来袭击。所谓后方一般是人们习惯的称呼，其实并不能算是后方。我们的根据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任何地理屏障。四面八方几乎都有敌人的据点，最近处只有二、三十华里，有时更近。医院有工作人员约三百人，休养员经常在五百名左右。要保证安全，完成任务，谈何容易。

虽然任务是支队领导交给的，可是办法得自己去想去做，首先是后方医院要选择好所住的地区，要距敌人较远，群众可靠，有抗日政权的地方。开始医院是住在鲁西北和冀南交界的元城、南乐（当时属河北省）和观城、朝城（山东省）等县的结合处。这样可以利用敌人县与县、省与省结合处指挥上协同上的弱点。县城的敌伪军要单独出来袭击，一般他们不敢冒险。各县一起来扫荡，得经冀鲁两省的敌人指挥部组织和批准，声势必大、容易发觉，我们可以迅速转移开。

后来还有一个休养所，是住在河南省和河北省交界的滑县内黄（属河南省）、濮阳、清丰，（当时属河北省）等县之间的沙区，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同时这样住也便于接收部队的伤病员。当时部队流动性很大，在部队活动的范围内，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有较近的休养所。不过医院不管住在哪个地区，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都不能太久。每住一段时间，就要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以免更多的暴露。

此外就是医院，要采取高度分散，高度隐蔽的原则。后方医院院部及休养所规定，在必要时都可以独立分散活动。每个休养所都分成几个组，每个组又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伤病员若干名，分散在若干户群众家里。每个休养所要住几个村庄，有时要分散到一、二十个村庄。每个组都可以独立工作，有医生、医助，有看护员，护理员。医院一般不分科，医生什么病都看，每个大组小组都分管若干名伤病人，负责到底。工作人员全穿便衣（冬夏各发一套，由支队被服厂制作，向供给部领发）。，伤病员由前方下来，一入院即马上换便衣，和老百姓的打扮一样。

院长除管全院的衣食住和医疗行政等工作外，每天还要亲自掌握敌人的情况和状态，每天早上要把侦察班，必要时还要加上通信班的人，分头派出驻地周围，敌人据点附近及敌人占领的县城附近去侦察监视，到天黑回来（侦查员都骑自行车并带有短枪）。

这样对于周围每个据点有日军多少，伪军多少，当天增加了多少或走了多少？有何活动都能了如指掌。根据哪些省哪些县的敌人增加或减少，就可以分析判断敌人是否要出动扫荡，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目标是在哪里等等。同时我们还经常和地方的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游击队互通情报，后方医院警卫排是一个正规部队，但也穿便衣，日夜担任着驻地的警卫工作。

1941年春天，是后方医院自成立以来遇到的第一次日军大扫荡。事先我们了解了情况，估计了情况，把工作人员及轻伤病员有组织的做了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或者闪开了敌人可能经过的路线。

对于少数危重的伤病员，做了最好的隐蔽，分散到几个村庄，有的放在人不能找到的房屋，有的放在野地里的洞穴内，留下少数医务人员完全化妆成群众，与老百姓混在一起。规定他们每天白天或夜里看一次所负责的重伤病员，并给他们换药、吃药，不能远走。结果是敌人扫荡过后，医院伤病员一个也没有损失，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被捉走的，留下的医务人员都坚守岗位，没有一个远离职守的。

此后，又经过了1941年，冬季、1942年春季，敌人的大扫荡，后方医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损失。只是在1942年9月27日，敌人秋季大扫荡，冀鲁豫的同志称这次扫荡为9.27大扫荡，南进支队中直属队和后方医院，受到一些较大的损失。

1942年春夏季之交，由于斗争形势日益艰巨，支队决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后方工作，成立了南支后勤处。把后方医院院部并入后勤处，下辖4个休养所和一个手榴弹所称称炸弹厂，一个被服厂，一个修械所-修理枪炮，由后勤处统一领导指挥这些单位。

后勤处由支队首长直接领导指挥。南支后勤处，由张清晨任处长，张进奎，陈致明任副处长，尹痴生任政治委员，惠世如任总支书记，袁克华任医务主任。

1942年9、27是日军对冀鲁豫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这次事先我们并未掌握全面情况，只从前方印的敌情通报上见到说开封的敌人在增兵。直到大扫荡的前一天晚上才知道点儿敌人要来扫荡的消息，但为时已晚。这次鬼子的进攻是以开封，（河南），济南，（山东），大名（河北）为基地，调动了三个省的兵力，并配有飞机，行动迅速而隐秘。当时后勤处和各单位大部是住在濮、范、观一带，比较集中。

这一带是冀鲁豫最中心的地区，距敌人都很远。当天后半夜才得到消息说敌人来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时也听到了零星枪声。我们一方面紧急集合队伍准备转移，一方面派通讯员送信给休养所及炸弹厂和修械所。处长张清晨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通讯员送信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骑了自行车到手榴弹厂去看看，走到半路上，黑夜之间这时天还未亮，就遇上鬼子开枪把他打死了，这时我们还不知道。后勤处住的村庄叫陈店，在黄河大堤下面，可能属山东范县。

队伍已经到街上集合好，这时支队直属队的队伍过来了，（当时支队为了我军作战方便，前方直属队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这是后梯队）由两位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瞿家俊主任在街上见到了我，仓促的喊了几声：“老陈，敌人来了，快把你的队伍带着跟我们走！” 他们连马都未下，说着就急急慌慌的带着支队直属队向东走过去了。我犹豫了一下，回过头来和政委尹痴生同志商量。我说我们不跟他们走，他们目标大，我队伍小，又都穿着便衣，容易隐蔽。这样我们就把后勤处的队伍带着向村西走去，不走大路，只剩这一条荒河滩向西走了约五华里。

这时天已亮了，看看四周无什么动静，就叫队伍隐蔽起来休息，只留一两个人在黄河大堤上放瞭望哨，这时派去一所送信的人回来了，说他走到驻地时休养所的工作人员及一些休养员，已随支队直属队向东转移了。

这时张清晨同志的尸体又通信员背下来，又到村里动员了两名群众也抬来了。我看了他的伤口，他是被敌人子弹从身体的正面打断了一条股动脉，流血死的。张清晨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平易近人。大家对他的牺牲都感到非常沉痛。我们当即把他的尸体隐蔽在野地里一堆高粱秸下面，等情况过去后再掩埋。后来才知道，就在我们转移出来的时候，敌人在我们驻村的村南一路，村北一路向东过去的。

经过几年的反扫荡斗争，我们也摸到一些敌人扫荡的规律。他们是按照地图走路，直奔指定的目标，不搜索周围，甚至有小部队骚扰他也不管（鬼子的规矩，哪一路影响了他的协同作战，是要受到军法处置的）。我们的住村村北是黄河大堤，那是一条大路，村南是黄河故道，是一条平坦路，本村无东西走向的路。

9月27日天亮了，队伍停的这条小河滩下边，东面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响的很激烈，那是旧范县一带。这时大家才明白敌人的合围目标是在那里。这次敌人网撒得很大，出动了三省的兵力协同作战。

除了南支直属队和后方医院休养所一所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一部分休养员外，还有不少其他兄弟单位和军区单位的非战斗部队和后方人员、一些政府人员和一些群众团体，也都走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冀鲁豫边区那么多主力部队，却没有包围进去一个。

从战略意义上看，鬼子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当晚我们估计，这一天的战斗，我军会有一些伤亡，还会有许多人跑出来。后方医院住在这一带同志们是知道的，农民也知道。有些伤员是会送来的，有些同志是会找来的。所以决定我们不能走，不能作大的转移。而且还要做好收容伤员的准备，准备一些饭给同志们回来吃。这时虽然天已黑了，但气氛仍然很紧张。因为不敢挂出明显目标联络，就在驻村的村头路口派了几个同志作为秘密接头人，有下来的伤员及同志就接待。果然夜晚就有伤员陆续下来，有自己走来的，有老百姓辗转抬来的。

记得到了半夜有几位同志第一个是把于得重同志抬来了，他被鬼子用刺刀挑断了咽喉，因伤势过重，出血过多，当抬到我们这里时已经牺牲了。他是支队政治部的宣传科副科长，）宣传科长是王伟，他是突围跑出来的）。

回来的同志都说到当天的战场情况，特别说到南支剧社的小演员靳士堪同志，被日本兵捉住时，拉开一枚仅有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那时他只有13岁，大家都落了泪。

第二天，一所所长孟德泽同志也回来了，他是藏在日本鬼子的机枪阵地旁的一堆干草堆里边，天黑后跑出来的。他们所的指导员傅家俊同志至今也未听到下落，大概是牺牲了。还有几位同志被敌人抓住了，关在老百姓的土屋里，鬼子的哨所对土屋的门窗看的很严，其实鬼子不了解黄河滩上老百姓的房屋情况，墙就只有两层泥巴中间夹着一层高粱秸，他们夜间从容不迫的在房后墙扒了个洞，也都跑回来了。我们支队新来的一位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同志随直属队被敌人冲散了，他遇到一位当时医院的管理员，临时向他借了一把手枪，准备被敌人捉住时自杀用，后来他也跑出来了，过了几天又派人把枪送到我们那里归还给管理员。

这次被俘去的人都归山东的敌人把他们带到济南，关押在集中营里。我们南支有几位干部用突然暴动的方式冲过围墙和铁丝网分头跑了出来，受到军区通报表扬。其中我认识的同志就有胡痴、丁润川、郭汝岚等人。我还认识一位名叫邢天仁的同志，他原是我支队二十一团的团长，是老红军，当时因调动工作在支队干部队等待去延安，这次也被俘了，先押在济南，后来又被日本鬼子押到日本国内，在一个煤矿里挖煤干苦役，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在日本投降时组织领导了被俘人员的暴动，后被日本警察镇压。此人是死是活至今下落不明。

这次我们后方医院虽然受损失很大，但那些年做的工作却不少，治疗了大批伤病员并重返战场，受到部队的欢迎，特别受中下级指挥干部的欢迎。他们有的亲自到医院去接、去要出院的伤病员，因为负过伤的战士，据我了解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表现得更加勇敢、作战更有经验，更加熟练，成为部队的中坚或骨干。

因此我还想说一下那时的医药工作。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条件来看，当时的医药工作也还是不错的，抗日战争开始时部队治疗外伤的方法是用镊子夹着一根碘酒纱布。条纱布条，用太深探针往伤口里捅，有时还要从对面的伤口里拉出，来回拉几下。这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很不合理的方法。但我们很快就改了，不但后方医院改了，前方战伤救护也改了。

我们仅看到白求恩写的一点材料，但对我们影响很大。他说：“现在还没有一种杀菌药即杀死细菌又不损伤人体组织细胞的”。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许多人并不重视。但在实践中却很有用，后方医院对战伤的治疗就采用了“保护、引导”的原则。

白求恩夹板只是在普通夹板的两端挖上两个大孔，这样就可以绑扎得更固定，而且能使手脚保持正常位置，还有牵引的作用。此种夹板易制易带，前后方都可以，那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那时常见的严重疾病，是痢疾，伤寒，疟疾，回归热等，砒制剂、奎宁、肠防腐剂等药品后方医院都不算缺。至于外科手术院部及各所一般也能也都能做，（当然主要是四肢手术以及一些相应的处置手术）。

后来到解放战争打响时，我军的战伤治疗又有了新的发展。那时我在冀鲁豫军区卫生部任卫生处主任，在前线工作了半年，部队的战伤治疗已经广泛应用战伤扩创术、石膏绷带以及广泛应用磺胺类和抗生素等药物，达到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那时我们的药品器材来源大致有几种，一是向上级有关部门领取，，1940年前后，百团大战时我正在冀中卫生部开会（当时我军建制归冀中军区。指挥冀鲁豫军区，）就领过一大批，那时冀中军区卫生部在敌战区的工作做得较好，在平津一带能搞到大量药品材料。

那时冀中卫生部长是顾正均同志，他是老军医出身，内战时参加了红军。此人很能干，社会经验丰富，斗争很有办法。后来在刘政大军南下大别山时，改行当了大别山的一个地委书记，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被杀害。在冀鲁豫军区时我也常在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领药。那时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长是张步峰同志。二是自己也买一部分。我支队是一个战斗大集体，有独立能力自己买药品材料。有时请做敌军工作的同志到敌区工作时带回点来，或直接组织根据地内的群众关系去敌占领区买。那时在敌占区买这种东西敌人控制的很紧，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冀鲁豫我们有两个关系，一个山东的岳子英，此人在敌占区当邮递员（那时叫邮差），他家在根据地来往方便。一个是湖西地区开私人小诊所的医生叫徐心广，他常到徐州帮我们买药。那时我们不知道敌战区的药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只要买到就行。但他们绝不赚我们的钱。他们说：“八路军流血拼命打日本救中国，我们再赚你们的钱就没良心了。”“给八路军买药，命都不想要了，还想赚什么钱？”

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我军药品题材来源更有办法了。主要靠打仗缴获国民党的，那时我在豫皖苏军区当卫生部长，开始我们打的是机动战，（主要当时国民党力量比我们强，），我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此人打仗很有办法，他率领小部队每隔几天就打开一个县城，打开就走（那时我军易打难守）。豫皖苏有三十多个县城，几乎没有没打开过的。

当时我们卫生部的材料科长叫陈新芳，他原来是个小红军出身，人非常机灵、勇敢，工作责任心很强，每打开一个县城就让他随部队去接收去打扫战场，有时战斗尚未结束，他就领着人到了，当时也有生命威胁。此人如今还健在，是成都军区卫生部离休干部。再一个来源是靠与救济总署谈判。

当时救济总署河南办事处设在黄泛区（国民党决黄河放水的地区）。而黄泛区又是我豫皖苏军区所管的地区，他们得买我们的帐。他们的主任是河南人叫马杰，对我们较好，要什么药品器材都给。我和他谈判过几次，但也有斗争。他们有时给我们的大部分是战伤辅料、纱布、棉花、石膏、绷带等美军二次大战的剩余物资，但对我们却很有用。

一次谈判我提出我们需要破伤风抗毒素，其中有两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自称是救总的雇员，说这种东西是军队用的，不能给。我当即说国民党天天打炮、飞机滥炸，老百姓伤的更多，你们搞救济怎么能分开？

最后还想说说，我们南进支队后方医院在那敌人最疯狂的年代，在那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年代，能够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而还能生存下来不被敌人消灭，是有种种因素和条件决定的，绝不是偶然和侥幸，也绝不是某个人的力量。我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也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我开始当这个后方医院院长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在家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医院的政委尹痴生同志比我年长，他在家的时候也只是个农村教师。我们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斗争中学习斗争、边干边学的。那时我参加革命也不过二、三年的时间，但随着战斗部队已经经历过许多次战斗了，有胜仗，也有败仗。到了后方更无别的依靠，只有自己闯了。

现实的残酷环境逼着人们去适应，人们反过来也学会了对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正是斗争才把人们变得更加聪明。那时我们对于日军的一套军事的政治的战略战术都曾留心研究思考，什么“拉网扫荡”，什么“铁壁合围”，什么“梳篦战术”等等，基本上摸到敌人一些行动规律和弱点。

后方医院每一次反扫荡，每一次大的转移，都是经过慎重周密研究，分析判断了敌我情况才做出的。绝不凭偶然和侥幸，也不是盲目蛮干。

我参加革命前在家时候看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艾思奇和吴黎平同志合写的；一本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两本书是使我走出家门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也是我在后方医院学会和敌人进行斗争的思想基础。当然以上这些总的说来，还是离不开党的领导。

正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我们这些人有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和革命的远大目标，坚定着革命的信心，在混乱动荡的时代没有走上歪门邪路。正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给了我们这些人以智慧和力量以及果断勇敢精神。

后方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伤病员的政治思想也是非常坚定的。在那敌人反扫荡的艰苦岁月，大家远离家乡，远离野战部队，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不记得那时有什么人投敌叛变了，或动摇逃跑回家了，好像没有一个，括医生、护士和伤病员，有的人掉队了，被敌人充散了，甚至被敌人捉去了，也都自动地设法找回来。那些危重伤病员直到临死时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要求，没有嘱托，默默地、平静的闭上眼睛。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工作积极热情，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只有一个信念，就是革命到底、抗战到底。不为名、不为利，不争待遇多少，不争职务高低。

那时虽有职务不同，那只是个革命分工。而待遇呢，没什么等级，也没有什么标准，大家基本上都一样，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饭，不发什么工资，大家都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可比的，大家都各自相安，日子过得反而痛快。同志间的感情真挚友爱，纯洁质朴。大家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照顾。

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都能开诚相见，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党的生活很严密，组织纪律、群众纪律以及供给制度（包括被服、口粮、财务开支）都能自觉的遵守，没有什么搞特殊化的。也没有搞贪污腐败的。在干部的使用上不搞私人关系，不以感情用事。任人为能，任人为公。分配给工作，不挑不拣，叫干啥就干啥。交给任务，不怕脏，不怕累，不怕任何危险，没有什么讲价钱的。

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个叫瞿子奇的小看护员成天的干，给重伤病人端屎端尿，有时来不及就用手接大便，捧到外边去，被后方医院评为模范。此人前几年还在北京市隆福医院当挂号员，后来病故。

南进支队后方医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一支正规军的一个组成单位。有思想、有文化、有政治学习，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对于巩固部队和开展对敌斗争起着关键作用。医院领导人在战争空隙，根据通知能及时的到前方去听取形势和任务的传达报告。对于全国和全世界的政治、军事的大事能及时了解。有次我去前方司令部听支队政治部翟家骏主任（此人前些年在南开大学当党委书记，后来病故）的时事报告。

我听得很仔细，笔记记得也很详细。他从国内的国共两党以及日本侵略军三家的斗争形势、策略、前途发展，讲到太平洋战争、德苏战场、巴尔干形势、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以及欧洲第二战场迟迟不能开辟的原因。回来后我就给干部们传达和学习讨论。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驻地附近有一个卫河抗日中学（那时算是根据地里的最高学府了），还请了我去给他们做了一个形势报告，（也是讲的这些内容）。

记得后方还讨论过关于“一年内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本”的分析报告，（这是党中央在1942年底提出的，）由于情况的变化，在时间上推迟了一年（就是这样一个分析论断也是很了不起的）。总之，那时大家对革命形势认识头脑是清醒的，革命信心是十足的。那时上级经常有传达报告或文件下来。

当时后方医院之所以能和敌人周旋而不被敌人消灭，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冀鲁豫边区人民，民性强悍，急公好义，真有水泊梁山遗风。他们从亲身经历和实际体验中，认定了共产党、八路军比日伪军、比国民党、比地主武装都好，成了军民一家、鱼水与共的关系。他们抬担架运伤病员，掩护伤病员，让伤病员住在自己家里，敌人来了就给我们出通风报信儿，站岗放哨当向导。

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团结的政策很成功，根据地内几乎没有敌伪的社会基础。由于没有群众，日本鬼子来了，找个带路的人也找不到，就是抓到了老百姓，也不会告诉他哪里有共产党、八路军，哪里有伤病员，敌人进入根据地就像瞎子、聋子。敌人每年春季、冬（秋）季照例进行两次大扫荡，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夏季青纱帐一般敌人不敢出来。

我在南支后方医院从1940年冬天到1942年冬天整整工作和战斗了两年。这虽然在我战斗生活中只是一个片段，但那是极其艰苦的两年，当时毛主席称这个时期为“黎明前的黑暗”，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后来果然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天就亮了！

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我还在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到解放战争初期我又调任豫皖苏军区卫生部长，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后来军区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我担任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卫生部部长参加了渡江战役，衡阳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反对美帝细菌战的斗争，直到1954年才完全脱掉军军装。

战争是人类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极其尖锐、极其残酷的斗争。可是给人们印象也最深，给人们的精神刺激也最强烈。对于战争中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今天想起来还很清楚，大概终身难忘了。

在战争中我自己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不管是成功的、失败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就是一条，就像我们在国歌中唱到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要万众一心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奋勇前进。过去我们靠这一条打败了敌人，打败了侵略者，今天靠这一条一定也能够将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也不会再被人家侵略、被奴役。

文章来自公众号38军子弟，鸣谢！